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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是困难也接二连三地到来。首当其冲的是文献的匮乏。导师告诉我，历史学研讨一定要掌握一手文献，假如能有独家史料更好。于是档案馆成了我那一段时间最常去的地方。大连市档案馆、大连市图书馆、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馆、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、银川市档案馆、西安市图书馆、上海市档案馆，以及我能想到的一些三线工厂都成为了我的目标。一年忙活下来，收成不能说没有，但想想自己万里的奔波，好像还是有一些不尽如人意。档案馆敞开的档案极为有限，有一些档案只允许阅读不允许摄影和引用，我只能手抄，费时费力。而当年的三线工厂大部分已经物是人非，关闭的、改制的、抛弃的，档案主管部门触景生情，三线的历史在这个飞速发展的年代好像了无踪影。
此外口述史的采访也不能令人满意。许多三线亲历者已近古稀之年，身体虚弱、认识含糊，零星的记忆和只言片语难以形成有用的逻辑链条。还有一些人对此三缄其口，有的人对我的身份不信任；有的人对这样的采访不感兴趣；也有的人微微一笑，说都是平凡的工作，没什么好叙述的。湖南大学的王寄新学长，大学毕业后便从长沙来银川参与三线建设，历任吴忠仪表厂、银川银河仪表厂两个三线厂的厂长

湖南大学的王寄新学长，大学毕业后便从长沙来银川参与三线建设，历任吴忠仪表厂、银川银河仪表厂两个三线厂的厂长
一年时间过去了，资料收集工作成绩有限，文献总述写的也并不能被导师认可，还被指出了“混乱”和“假、大、空”的缺陷，我的三线研讨“跨界”之路好像同当年那些前往三线的工人相同，面临荒烟蔓草，也只能砥砺前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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